这话听起来令人信服，于是盖尔达认为，贝多芬式的肖邦乃是偶尔的感情爆发，这样他儿子的内心矛盾就被暂时掩盖起来了。《乡+村+小+说+网 手#机*阅#读 》

然而，即使盖尔达了解真相也无济于事。罗伯特最近一次去托斯卡纳酒吧，发现那儿原来是家妓院，他决心要把乌丽克救出火坑。

救出火坑——谈何容易！怎么救法，救到哪儿去？他是什么人？一个18岁的高中生，囊中空空，唯一的资本是过人的智商和弹得一手好钢琴。就凭这能救人吗？他也不想想，乌丽克愿不愿意让他“救”出去。他对她的生活情况几乎一无所知，却要加以干预，岂不是瞎胡闹吗？他凭什么以救星自居？他只是凭一种感觉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

是爱吗？什么是爱？这个问题困扰着他。他曾听同学们说过，他们怎样在长椅子上或者地下室里同女人交媾。他无法想象这和真正的爱有什么联系。他一再回想起他在伊萨河边草地上遇到的那个姑娘，他为她抹防晒霜时她的那种反应让他大吃一惊，结果还招来一顿臭骂。难道爱就是为了蹂躏一个女人的身体，然后向人夸耀说：“小伙子们，我把她撂倒了！”瓦格纳在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》一剧中所描写的至高无上的欢乐难道是这样的吗？不，爱应该有更多的内涵。

他同乌丽克的接触仅仅是握手，还有几次眉目传情。他欣赏她的身体、眼睛、声音和姿态，从她身上有一股无形的暖流通到他的身上，形成一种刹那间的心灵沟通……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看的。当他见到乌丽克时，起反应的是他的心，而不是他的“性”，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随时准备拉开裤子拉链的朋友。

罗伯特以很大的克制做到了有四天之久不去酒吧。但第五天父亲又给了他100马克，于是他心中又燃起了去看乌丽克的。

博罗让罗伯特进了酒吧，但拉住他说：“我警告你！”口气并不粗鲁，而是友好的。

罗伯特一下站住，问道：“警告什么？你对每个客人都要警告吗？”

“别傻了！你干吗缠着乌拉？”

“我缠她了吗？我只想喝杯鸡尾酒。”

“可你一坐就是几个钟头，看着她没完。”

“有人愿玩扑克，有人愿玩台球，有人愿玩妓女……我愿意看着她，各有所好嘛。”

“你是个大傻帽！”

“这话我听过多次……已经习惯了。我可以进去了吗？”

“对乌拉来说，你是个‘零’。”

“零也很重要，它可以使前面的数字大10倍。”

这话对博罗太深奥了，他耸耸肩，让罗伯特进去。“待会儿别说我没警告你，萨尔瓦多可是厉害得很。”

这时候酒吧里客人已经很多。迪斯科调音师正在放摇滚乐，有几对男女在跳舞。罗伯特绕过他们，在酒台前坐下。调酒师雷内先看见他，便用肘推了一下乌拉。乌丽克正在照顾一名胖胖的客人，听他说他在伊维萨岛上曾经一夜玩了三个姑娘。

她说：“吹什么牛啊！你能应付一个就不错了！”说完走向罗伯特。

“是你？”她用了“你”而不是“您”，但她的眼光像在抚摩他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好久没见你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他的心在猛跳。

“真的。”

“博罗说，我对你只是个零。”

“博罗长着颗猩猩的脑袋。”

“他就是一只猩猩……不是吗？”

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在家里，复习数学，弹莫扎特和舒曼的乐曲，读了一本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书……我没钱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”

“这会儿你有钱了？”

“够喝两杯鸡尾酒的。”

“我可以请你喝吗？”

“我不愿意依赖别人。”

“别胡说了！”

“那你在干些什么呢？”

“每天晚上都一样。”

“白天呢？”

“我们上次在摄政王游泳池见面时，有位摄影者给我们照了一张相，你记得吗？我把照片要来了。”

“你带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在我家里的五屉柜上。”

“你……把它装上镜框了？”

他俩都没有觉察到，他们之间忽然称起“你”来了，上一次见面还互称“您”呢。乌丽克点点头。

“因为它挺好看的。”

“就因为……”罗伯特见雷内给他端来一杯鸡尾酒，酒的颜色是墨绿的，闻起来像薄荷奶。

“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”

雷内说：“这叫沃杜①，它能让死者复活，或者让活人死去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往萨尔瓦多望去。萨尔瓦多像往常一样，靠着一根柱子在观察。“请吧！”

①voodoo，在海地流行的、来自西非的秘密教派。

在酒台的另一端，那个胖子举着双手向乌丽克打招呼，喊道：“怎么啦？你不能说走就走啊！谁来陪我啊？”

罗伯特喝了一口酒说：“他这是指你呢。”

“是的，是指我。”

“去吧。”罗伯特有点酸溜溜的，“这是你的生意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向那个打招呼的客人走去，一面大声说话，让酒台边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见：“胖墩，往下说啊，你坐飞机去伊维萨岛，就是为了搞女人……”

罗伯特再要拿起酒杯时，有人拽住他的手。萨尔瓦多站在他身后。

“我的任务之一是照顾好本店职工的利益，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，我说得够明白了吧？”萨尔瓦多说得很小声，只有罗伯特听得见。

“很明白……只是我不懂。”罗伯特坐在吧凳上转过身去，现在他离萨尔瓦多深色的眼睛很近了。“我并没有欠你那些婊子的钱。”

萨尔瓦多的鼻孔在扩张：“小子，当心点，没你的好下场。”

“你的姑娘有艾滋病？”

“你小子听着，你马上给我竖着走出去……要不然，就只有被横着抬出去。懂了吧？”

“不全懂。”

“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就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喝我的鸡尾酒？”

“因为我不愿意。”

“这不是理由。”

“我说是就是。”萨尔瓦多往后退了一步，这是拳击术的一条老规矩，要有一定距离，才能打得有力。“不许你再碰乌拉！”

“我们是朋友。”

“你们是个屁！给我滚，操你妈！”

这下罗伯特火冒三丈，居然有人这么下流地污辱他所崇拜的母亲！

罗伯特毫不犹豫，举手打了萨尔瓦多一个耳光，只听啪的一声，跟着是乌丽克的一声尖叫。可是，对萨尔瓦多这样的人，打耳光怎么行，该用拳头全力打他的下巴，只有这样才有效，否则毫无意义。

萨尔瓦多不是好惹的。他一拳击中了罗伯特的脸，把他打翻在地。罗伯特勉强想爬起来，萨尔瓦多又上去对他腰部踢了一脚，第二脚踢在他的胸部，第三脚踢在他的头部。罗伯特鼻子流出血来，痛得踡在地上，试图爬着离开酒台。这时乌丽克赶来，用一块大餐巾捂住他那流血的脸。萨尔瓦多后退一步，举起双手，好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犯了规似的。

“大伙儿都看见啦，是他先打的，你们都是证人，我这是正当防卫……”

“是你污辱了他的母亲，你这头猪猡！”乌丽克冲着萨尔瓦多喊道，“不许你再碰他，不然我杀了你！”

萨尔瓦多瞪着她，好像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刀或一把枪。他想，天哪，她干得出来！她怒目圆睁，嘴角抽搐，脸部肌肉紧张，犹如一头即将扑过来的猛兽。他又后退了两步，在一旁看着。乌丽克费力地把罗伯特扶起来，让他靠着墙，用餐巾为他擦血，搀着他，直到他能站稳。

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对他说：“来，来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罗伯特摇摇头：“我自己能走。”他接过乌丽克手里的餐巾，自己擦了擦脸，看着沾满了血的布，重复说，“我自己能走。”

“你不行，我叫辆出租车。”

“我的车停在不远的地方。”

“你这样怎么能开车！”

“我能！”罗伯特推开乌丽克扶着他的手，晃晃悠悠地走向出口处。萨尔瓦多目送着他，仍保持着犯了规的足球员的姿势。调音师亨利又放起了音乐，蒂娜·透纳的歌声响彻酒吧，两对男女又开始跳舞，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罗伯特吃力地走到衣帽间。博罗迎上去，对他直摇头。

“我跟你说了，我警告过你，这下你吃亏了吧！真是个笨蛋！”

博罗把门打开，让罗伯特出去，还在他背后喊：“我跟你说了，你再也别来，把乌拉忘了吧！”

罗伯特在汽车里又坐了约半小时，这才感到有足够的力气开车回家。他原先想偷偷地溜进去，可是办不到。他父亲还在起居室里读杂志，里面有篇文章说，科尔总理总是对问题采取拖延术，坐着不动，直到问题不了了之。他母亲已经上床，在看一本关于三角恋爱的小说。对这种生活方式，她根本不能理解，她绝不会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情夫，一想起跟一个“男孩儿”上床，她就会恶心。

罗伯特没有办法，只好从父亲身边经过。

胡伯特听见儿子进来，只抬了抬头，还想接着看那篇关于科尔的文章。这时他猛然看到儿子的衬衫上有一大块血迹。他跳了起来，这才发现儿子的脸受伤了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出了车祸。

“是车祸？损失大吗？怎么发生的？是你的责任吗？”

“车子一点没事儿，爸。”罗伯特知道躲不过去了。

“但你脸上全是血……”

“我……遭袭击了，爸。”

“袭击？”胡伯特盯着看儿子那张血迹模糊的脸，一面叫道，“上帝啊！你遭袭击了？怎么回事？在哪儿？谁干的？”他走到罗伯特身边，用手摸他。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内伤？我马上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。袭击！我儿子罗伯特遭袭击了！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太宽松，到处都不安全，天黑了出去散步简直是冒险！我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。”

“是个外国人，亚洲人，正在撬我的车时被我发现了。但他比我更快、更壮，会功夫，打得我落花流水。”

“我可怜的孩子！”胡伯特抱住儿子，亲吻他那带有血迹的额头，接着就发出了神圣的怒火。他用发抖的声音叫道，“就是这些外国人！我们还要忍耐多久？意大利黑手党，俄罗斯黑手党，罗马尼亚团伙，波兰盗匪，科索沃杀手……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国家？50％以上的犯罪是外国人干的，而政府在干吗呢？无动于衷。警察呢，说自己无能为力。天哪！我们德国人究竟被置于何地？！”胡伯特喘着粗气，奔向电话，找到了家庭医生尤利乌斯·海梅斯大夫，大夫答应马上就来。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慕尼黑刑警凶杀案科，对方声称，此事不归他们管，因为被袭击者还活着。但对方还是有礼貌地把电话转给了有组织犯罪案科，即第十三科，管毒品案、团伙犯罪、敲诈勒索和隐蔽侦察。接电话的人是探长彼得·赖伯。

赖伯先耐心地听取了方寸已乱的胡伯特的报告，然后说：“请您和您的儿子罗伯特来一趟我的办公室，好做个记录。”

“谁来？我儿子受了重伤！”胡伯特对着话筒吼道。

“他在医院里吗？”赖伯沉住气问。

“不，他在我家里。”

“他能走路吗？”

“他的双腿还没有被打断！您有责任来这儿看看一位重伤者。我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哈比希处长，您要知道……”

“我们这就来。”赖伯挂上了电话。矛盾已经够多了，他不愿再添上一个又一个人之间的矛盾。即使没有什么事，伤了感情总不好。

“这不是存心嘛！”胡伯特重重地扔下了话筒，“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！”

半小时以后，刑警官员来到哈比希博士的家。这时海梅斯大夫已经来了，他给罗伯特做了检查，没有发现内伤，只是鼻梁骨裂，腰部、肩部和胸部有淤血，左脸肿胀，右额角有伤口。大夫给罗伯特的头部做了包扎，看起来挺严重的。赖伯探长进门时，罗伯特还穿着有血迹的衬衫，更是给人一个重伤者的印象。

“你们可来了！”胡伯特咄咄逼人地说，“时间真够长的啦。”

赖伯解释说：“我们遇上了堵车。”

“堵车？警察也会遭到堵车？你们不会拉警笛吗？”

“我们只在紧急出动时才拉警笛。”

“哦，这么说，我儿子罗伯特被袭击就不是急案了？有点什么屁事，就光听见嗒嘀——嗒嘀的乱叫，而真有重伤者要求救援时……”

赖伯对这些侮辱性的话只当没听见，何必找麻烦呢？别人总会说：那是一位过于激动的父亲在发脾气。

赖伯问罗伯特：“您说说吧，什么地点，什么时间？”

“大约是22点30分，在霍尔茨维森大街。”

“在新佩拉赫区？”

“是的。我朋友住在君士坦丁街，我请他辅导数学。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我没找到停车处。当我从朋友家里出来后，打老远我就看见有人在动我的车，我跑过去，嘴里叫：‘干什么的？’我想抓住他……是的，以后就只记得我脸上被打了一下，我就倒下了。当我爬起来时，那家伙早跑掉了。是正宗的功夫……”

“功夫？”赖伯觉察到有点不对劲。

“那人是个亚洲人……”

“您肯定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抓住了他的短风衣，看清了他的脸。”

“是中国人，朝鲜人，还是越南人？”

哈比希博士激动地插嘴说：“我儿子罗伯特又不是汉学家！真叫人生气，放纵这么一帮恶棍在我们这儿胡作非为！”

“亚洲人也会这样看我们的。”赖伯的话让人一下就听出来，他对哈比希博士的种族主义言论持什么态度。胡伯特立刻听懂了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但不想再顶了，他知道自己占不了便宜。

“还有呢？”赖伯望着罗伯特包得厚厚的脑袋，问他，“后来您怎么办的？”

“我坐到车里，等我恢复驾驶能力，然后就回家了。”

“您没有赶紧回到您朋友那儿去？”

“没有。干吗去他那儿？”

“显而易见嘛，受了重伤，需要急救，拐弯就是……”

“这我没想到，我当时像瘫了一样。在我恢复思维以后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马上回家。”

胡伯特又插嘴说：“当然啰！我家是个安全的地方。”

“您开的是什么车？”赖伯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作记录。罗伯特不由得想起电视剧里那位科隆布探长，就缺那件皱巴巴的大衣了。

“雪铁龙2cv。”

“所谓的‘鸭子’？”

“我喜欢这种车，开起来真棒。”

“可以到处找到停车处，不必担心被盗。”

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胡伯特生硬地问道。作为法学家，他不爱听这种不中听的话。

赖伯合上笔记本，把它放进上衣口袋。“对盗车贼我们可是有经验了。波兰团伙和罗马尼亚团伙专门干这个，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亚洲人盗车，亚洲人有别的专长。被盗的是中档车，但主要是高档车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富豪、凌志、阿尔发一罗米欧、保时捷、美洲虎……这些车值得偷，运出去也值得。但是从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辆‘鸭子’被职业盗车贼偷走的事。现在居然有个亚洲人要偷小‘鸭子’？”

“您是说，我儿子罗伯特在撒谎？”胡伯特又火起来了，“真是岂有此理！我要对您提出投诉。我儿子被打成重伤，而警察却怀疑他的陈述。我们这个德国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

“爸……”罗伯特安慰地抬起手说，“你别激动，我还活着，车子还在……咱们应该高兴。”然后问赖伯，“下一步怎么办，探长先生？”

“您明天上我办公室来，做个记录。”

“我儿子在彻底康复之前不会出家门！”胡伯特指着医生说，“海梅斯大夫会出证明的。”

“别这样，爸。”罗伯特对赖伯点点头说，“没有那么严重。我明天上您那儿去，探长先生。”

赖伯感到高兴的是，他终于离开了哈比希的家。他的陪同者在汽车里对他说：“嗨，这位处长先生真够呛。要是他投诉你……这笔墨官司够你打的了。”

“他决不会的。我了解这种人，警察队伍里也有，发一通牢骚，完了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。最好的办法是，装聋作哑，就当什么也没听见。”

“彼得，你不相信这个罗伯特？”

“他的叙述不寻常，不符合我们有关盗车案的经验，更别说是有关有组织犯罪的经验。”

“也许是个单干的。”

“有高档车不偷，去偷一辆‘鸭子’，这人不是有毛病吗？还有什么功夫！职业盗车贼只会悄悄地往黑暗里一逃了之。他的说法肯定有问题。谁知道这孩子想隐瞒什么。等明天再说，明天他父亲不在场，看我把他的话全套出来。”

然而在第二天，罗伯特仍坚持头一天的说法，他父亲没来，是海梅斯大夫陪他来的。这对赖伯来说正好，他听了医生的报告和受伤情况，做了一份记录，让罗伯特签字，然后把记录放进了一个文件夹，让它今后几年吃灰尘去。

罗伯特和海梅斯大夫走后，赖伯说：“有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，不是什么袭击，也不是什么功夫！医生所列举的伤势，根本不是功夫所造成的。这孩子跟人打了一架，事后编了一套被袭击的故事来保护自己，敷衍自己的父亲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。让我恼火的是，我们老得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片！”

波兰人卡利尔·波德涅夫斯基被害一案成了一桩无头公案。没有任何线索，任何疑点，任何突破口。卡利尔是一名普通的旅游者，令人注意的只是，他被人用一种亚洲人的方法——用个细钢丝绳套——勒死了。

在波兰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显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：死者住在华沙以南一座名为瓦尔卡的小城，职业是药剂师，单身，无前科，表现良好，有自己的小楼房，不令人注意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公民。至于他吸食海洛因，看来谁都不知道。

为什么要用钢丝绳杀死他呢？

沃特克有个大胆的设想：“此人46岁，未婚，可能是个同性恋者……因此是同类相杀。”

“大白天在公园里，用钢丝绳套？”

“我们知道，男妓中间有许多亚洲人。”

赖伯在沃特克放还档案之前又把它翻了一下说：“我倒是注意到了另外一点。”

“他死之前吃了青豆炸猪排？”这是典型的沃特克的评论。经常同杀人犯打交道使他有点玩世不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