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明朝中叶成化年间开始，朝廷正式确定八股取士。

八股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，不得自行发挥，不能旁征博引、譬喻联翩，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界之处。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，还有犯上、犯下的禁忌。

八股取士自有其千般不好，但它的存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。答题格式和考试内容的限定，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考官的主观因素对考试结果的影响，让考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公平、更加客观。

比如，要是允许自由发挥，那不同的考生必然在文风上有所不同。这样一来，考官就可以通过文风来判断，某张卷子是不是给他打过招呼的那个人的卷子。

“对，朕要你加一科。”朱常洛重复了一遍。

“陛下，这恐怕不妥吧。”孙如游本能地抗拒，但他的理由还是非常充分的：“骤然加科势必增改考试内容，有违祖制啊。”在孙如游看来，祖制就是稳定的象征。

终于还是撞上祖制这堵墙了。朱常洛在心里慨叹道：但这堵墙已经不再是保护而是桎梏了，必须被摧毁！

“加科没有违背祖制，而是在祖制之上进行延伸。朕又没说取消进士科。”朱常洛一开始就准备循序渐进。“这样，礼部去拟一個章程，明年春闱仍以进士科为主科，主科一切不改。但增加数学科为副科，无论会试中与不中，皆可参考数学科。数学科不影响功名，不影响任官，这总行了吧？”

“考而无用，那数学科有什么意义呢？”孙如游心想。

朱常洛本来想说，数学乃是万学之父，但在儒生心里，万学之父有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孔孟之道。于是他改口道：“朕只是想在大明未来的父母官心里埋一颗种子。数学乃工造、天文、会计之本。如果官员不习数学，看不懂账册、文书，又怎么知道辖地有多少人口，有多少耕田，该征多少税赋呢？”

“不知道这些基本的数字，到地赴任的官员还得求着知道这些数字但不懂孔孟之学的小吏，这岂非本末倒置，有辱斯文吗？”朱常洛换到儒家及地方官的角度继续说。

古代为了削减行政成本，实行“官、吏分流”的双轨制度。

官员入流有编制，吃皇粮有品级，纳入朝廷科层序列。吏不入流，一般是各衙门自己供养，做基础文书和繁杂的行政工作，不参与决策。

同时，明朝为了防止官员在地方结成自己的势力，严格实行“北人官南、南人官北”的籍贯回避制度，以及三年一届、最多三届的任期制度。而对于吏，朝廷却无此要求。

因此小吏一般情况都是由当地人担任，甚至有可能是家传。这就形成了流官、土吏这样畸形的地方治理形式。朝廷改土归流，最后却弄出了一个细碎但庞大的“世袭”吏员群体。

再加上，科举只考孔孟、程朱等道德之学。官员到任之前，除了满腔热忱以外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。

最终的结果，便是形成了高官受制于小吏，小吏拿捏高官的局面。当然，官员可以将吏员辞退，但吏员一旦把祖传的账册带走，堂堂的青天大老爷立刻就会被架空，到时候官员还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请回来。

但孙如游没有当过基层地方官。

“恕臣难以从命，八股取士乃太祖所定之法，孔孟学说乃君子立身之本。安能违改？”

“你......你说的有道理，就先这样吧。”朱常洛被气笑了，但他没有再劝，反而是和众臣讨论泰昌元年恩科的具体事由，就好像他真的被说服了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