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失踪了。我打电话给大群，大群说李云龙没打招呼就不来上班了，恐怕有二十多天了。”

“这小子肯定是凶手。”

这时郑亮带着几名警察来了，拉起隔离线，叫看热闹的人都散去。

郑亮戡察完现场，从屋里出来，对志刚说：“这个案子简单，嫌犯就是徐云龙。”

“有劳你了。”

“没什么，这是份内工作。不过这些工地上的民工真不给我省事。我这个月处理的案件都跟民工有关。”

志刚说：“民工素质低，在这里的环境下又受歧视，加上生活压力也大，在综合因素下有个别人走极端也正常。”

郑亮说：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民工的管理问题不到位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如果管理到位，即便民工们遇到这些他自以为除非走极端就没路可走的情况时，也会有人或者组织把他们拉回来。”

志刚同意他的观点：“是啊。他们如果在家乡，有村干部来领导他们，还有农村的传统文化来影响他们，可是到了上海，老板只给发工资，其他都不管，也管不到他们。”

郑亮在郊区的基层派出所长期与民工打交道，看来对民工问题有他独特的见解：“民工们没有组织约束，本身又带着散漫的农民意识，更没有人来引导他们，基本是处在自生自灭的原始状态。比如说，他们的生存、孩子读书等问题，包括性生活，尽管还远没有解决好，但好在有你们这样的有识之士在努力做了，还能看到前景，可是，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健康谁管？没有人管。所以他们中间的犯罪率高一些确属正常。不过他们中发生的事件，属刑事案件的不算多，绝大多数还是民间纠纷。”

志刚说：“其实中国农民真是不错了。要是把这么大个群体放到随便哪个国家去，谁管理起来都够呛。”

( 小农民的桃花运：打工小子艳遇记 )